当 1.2 亿亩耕地 “隐性撂荒”：我们高估了土地的 “自愈能力”
一、概念解构：从显性闲置到隐性低效的土地利用异化
农地撂荒的概念界定呈现显著的层次性与动态性。狭义层面，其核心特征为可耕地的持续性弃耕，联合国粮农组织以 “连续 5 年未进行农业生产” 作为国际识别标准，而国内研究则多以 “一年以上闲置” 作为本土化界定。这种时间阈值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制度背景下土地利用效率的评判标准。广义范畴则拓展至土地利用的 “非充分状态”，涵盖显性撂荒（物理闲置）与隐性撂荒（要素投入不足导致的粗放经营），后者在丘陵山区表现尤为突出 —— 当农户对单季作物投入的劳动力、化肥量低于区域平均水平 30% 时，即构成实质意义上的隐性产能损耗。
这种二元分类体系揭示了撂荒问题的复杂性：显性撂荒可通过遥感监测技术直接识别，而隐性撂荒则依赖微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分析，二者共同构成粮食安全的 “双重隐患”。据测算，2021 年全国隐性撂荒面积达 1.2 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6.7%，其粮食产能损失相当于宁夏全年粮食产量的 3 倍。
二、时空演进：从区域分化到趋势强化的演变特征
基于 CNKI 文献计量与农户调研数据的整合分析，中国农地撂荒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维度上，1991-2024 年有撂荒记录的县域数量从 40 个增至 141 个，年均增长率达 4.8%；微观层面，撂荒农户占比从 1990 年的 1.3% 飙升至 2020 年的 21.0%，撂荒面积占比同步扩大至 10.36%，形成 “存量持续累积、增量快速扩张” 的双轨增长态势。
空间分布上，地理环境与经济梯度差异构成核心分异因子。山区丘陵区撂荒率（13%-17%）显著高于平原地区（8%-10%），这与地块破碎化程度（平均地块面积 <0.5 亩）、耕作难度（坡度> 15° 地块占比超 40%）及机械化适配性（宜机化率不足 30%）密切相关。长江流域与西南地区的撂荒聚集区，本质上是 “劳动力外流强度” 与 “土地边际收益” 耦合作用的结果 —— 当非农就业收入超过农业经营收益 2 倍以上时，劣等地撂荒概率提升 60%。
三、驱动机制：要素配置失衡下的理性选择困境
从农户决策模型看，撂荒本质是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帕累托非优状态。社会经济层面，城镇化进程导致农业劳动力呈现 “数量绝对减少” 与 “质量结构性退化” 双重趋势：2023 年农村留守劳动力中，60 岁以上占比达 58%，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比 72%，传统精耕细作模式难以为继。当劳动力机会成本突破 “临界点”（日均务工收入≥80 元），农户倾向于优先放弃边际收益为负的地块 —— 研究显示，地块坡度每增加 5°，撂荒概率提升 12%，灌溉条件缺失地块的撂荒风险是熟地的 3.2 倍。
制度性因素则加剧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失灵。现行土地制度下，承包地 “细碎化” 与 “调整刚性” 导致资源重组成本高企，流转市场呈现显著的 “优质地块集聚效应”：2024 年全国耕地流转率达 35%，但其中 78% 集中于平原灌溉区，丘陵山区流转率不足 15%，形成 “好地流转溢价、差地无人问津” 的马太效应。政策补贴的 “普惠性” 与 “靶向性” 失衡，进一步弱化了劣等地的耕作激励 —— 种粮补贴对亩产收益的边际贡献不足 15%，远低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年均增长 9%）。
四、治理框架：从碎片化干预到系统性重构
（一）精准识别：构建立体化监测评估体系
建立 “遥感监测 + 网格调查 + 大数据建模” 的三层识别系统：利用 Sentinel-2 卫星影像提取植被指数（NDVI<0.3 持续 6 个月以上判定为显性撂荒），结合村级网格管理员季度巡查（记录耕作状态、投入强度等 12 项指标），通过 Logistic 模型动态评估隐性撂荒风险。建议制定《农地撂荒分级标准》，将地块按 “耕作可行性指数”（整合坡度、肥力、灌溉等 8 项指标）划分为四个等级，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
（二）机制创新：重塑土地要素配置逻辑
建立生态化补偿机制
针对坡度 > 15° 的边际地块，推行 “生态休耕 – 功能转换” 制度：政府以每亩 300-800 元补贴引导休耕，配套实施植被恢复、水土保持工程，经生态评估后允许适度发展林下经济、乡村旅游等兼容业态。此举可使单位面积生态价值提升 2-3 倍，同时规避 “强行复耕” 导致的生态风险。
培育专业化服务市场
构建 “全环节托管 + 区域性联社” 服务体系：在粮食主产区推广 “耕播收储” 全程机械化托管，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服务成本（较散户作业节约 25%）；在丘陵山区组建 “跨村农业服务联社”，整合地块资源实施连片作业，配套无人机植保、物联网监测等技术，将地块规模门槛从 50 亩降至 10 亩，破解 “地块零散化 – 服务不经济” 困局。
（三）制度重构：优化土地治理政策组合
推进 “三权分置” 改革的深度实践，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撂荒整治的联动机制：允许村集体将连片整治后的建设用地指标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交易，收益的 30%-50% 定向用于撂荒治理。同时，探索 “撂荒地块资产证券化” 试点，通过 REITs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构建 “整治 – 开发 – 反哺” 的闭环资金链。
五、理论拓展：转型期土地利用的范式转换
农地撂荒的治理本质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人地关系” 的再平衡。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农业正经历从 “生存导向型垦殖” 向 “发展导向型配置” 的范式转变，部分边际地块的撂荒可视为资源优化的必然过程。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
隐性撂荒的量化标准：建立包含投入强度、产出效率、生态影响的多维评估模型，破解 “粗放经营” 与 “合理休耕” 的识别困境；
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评估农业补贴、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等政策的交互作用，避免 “单一政策依赖” 导致的治理失效；
区域适应性策略：构建基于地形地貌、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的差异化治理模型，实现 “精准施策” 而非 “一刀切”。
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土地价值升华
农地撂荒的治理不是简单的 “消灭撂荒”，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推动土地资源从 “低效利用” 向 “多元价值实现” 转型。当我们以系统思维重构人地关系，让优质耕地承担粮食安全核心功能，让边际土地释放生态服务与乡村振兴潜能，才能真正实现 “藏粮于地” 与 “激活于地” 的双重目标，为农业现代化转型奠定坚实的空间基础。
（数据支持：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